《女权主义极端化与当下性别矛盾之间的关系》

近日，脱口秀演员杨笠在某脱口秀节目上的一番关于男性的言语再次将男女对立以及女权主义的话题推向风口浪尖，亦让我们重新思考女权主义极端化与当下性别矛盾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将其分解成两个部分：

第一：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且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第二：当下性别矛盾是什么且是如何造成的？

一：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且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站在微观历史角度上来看，古代历史舞台上，大多都是以男性作为“主角”出演，而女性始终都是“配角”，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够短暂的成为“主角”，且是在利用手段征服男性的情况下，例如西汉吕雉临朝称制、武则天易唐为周、慈禧垂帘听政等等，而在父系社会开始到贯穿整个封建时期，都是以男性为“主演”的历史。

我们再站在宏观历史角度来看，男女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由生产力的高低与对社会的价值贡献量所决定的，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我们可以作为指导来剖析这一男女历史社会关系，在母系社会时期，女性的地位是高于男性的，因为母系社会中，由于女性在生理上与男性的差异，女性的社会分工主要是采集，而男性的社会分工主要是狩猎，采集较于狩猎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女性的生产力较高于男性，故母系社会中女性地位高于男性。自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男性在生理体能上的优势逐渐凸显，且因为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男性的地位在石锄与石剑的利刃上发展起来，这便是父系社会的开始。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社会开始后，女性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且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诞生初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剥削与压迫也随之加剧 ，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的涵盖范围也从生产工具与可进行的劳动区域（土地，建筑物）逐渐向人包涵于其中，对资本家而言，人不再是一个社会个体，而是一个劳动资料，且随着资本无序扩张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了资本家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童工，妇女甚至是残疾人士，皆成为了资本这一高速行驶的血汗列车的燃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妇女从事生产，制造产出，贡献价值，其社会地位也随之升高，且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使得年轻男性在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占比减少，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空缺的岗位，成为为社会制造产出、贡献价值的中坚力量，女性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对政治的诉求也随之膨胀，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先进女性的推动，在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的核心定义逐渐形成，即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歧视和性压迫，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且因为女权主义者受社会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差异性，分成了不同的主义派别，例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极端女权主义等等。一言蔽之，社会人口结构男性占比的减少使得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填补岗位空缺，制造产出，提升地位，表达政治诉求，且斗争直到现在。

二：当下性别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下性别矛盾开始是由于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潜规则作为社会存在所产生的，例如工作岗位因为女性生理原因择男不择女，男性对女性发生不当行为侵害女性身体权益，以及历史上儒家伦理纲常对女性行动上与思想上的束缚等，使得女权主义者产生反对这些传统与非传统潜规则的社会意识，这些反对都是合理的、正义的、积极的社会意识，意在推动社会道德发展。但随着消费市场对女性的偏向与一部分男性对女性的非理性让步或是讨好，以及政治争端，使得一部分女权主义者逐渐走上“左”的道路，逐渐走向极端女权主义，即过分强调女性权利，强迫社会男性对女性进行让步与妥协，提出特权议案，具体可见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女性与当今美国，其实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女性在历史上受到父权、夫权与神权的压迫已久，受过去的极端，造成了极端的现在。随着极端女权主义的宣传活动，引来了男性群体的不满，尤其是随之形成极端男权，使得两方相互攻击，矛盾难以缓和。

综上所言，再思考女权主义极端化与当下性别矛盾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二者的关系应是递进关系，由于女性生理差异与历史所得生产资料较少，以及男性对女性思想行动上的意识束缚，掀起了女性意识觉醒运动，又因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到不同女性的主观意识，使得诉求相异，导致女权主义思想形成左与右的分化，左的一部分走上极端化，递进致使男性的觉醒甚至也是极端化，二者极端，产生对立，矛盾加剧。

再让我们思考杨笠方面的言论。她在脱口秀节目上公然说出“男性都是垃圾”以及“那么普通那么自信”等不合时宜的言论，这些涵盖了整个宏观男性群体且极具侮辱意味的言论毋庸置疑是错误的，但是我不准备陈述她为什么错误，错在哪里，因为这类思考已有人表述，我要思考的是她为什么敢这么说。

她为什么敢这么说？要知道我国是以马列毛共产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所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矛盾都不得影响总体意识形态的领导，不得破坏群众团结与对中央向心力，杨笠的这番言论倘若放在六七十年代，绝对会被划到阶级斗争的成分里被戴白高帽清算的，那为什么她敢这么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原理中有一条：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杨笠门事件发生之前，我国就存在性别矛盾，只是未被推向高潮，此事件一发生，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而上层之所以到现在都未伸出无形大手拍灭杨笠等一众男女矛盾制造者，就是想借此助长矛盾，且通过媒体适当的引导，使得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反思这一问题，逐渐解决这一问题，缓解这一矛盾。要知道缓解矛盾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激化矛盾，只有扩大矛盾宏观面，影响矛盾微观面，使人们都能意识到问题，且要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微观个体先反思再逐渐影响到宏观整体。上层就是想借此让有自省意识的人反思，将无自省意识且欲加剧矛盾的奸细铲除！前些日子网络就爆料纽约时报、BBC以及经济学人这些西方媒体盛赞杨笠言论，要知道BBC上一个报道称赞的中国人还是胡适，而胡适后来的作风人尽皆知。教员曾说过：“敌人越支持的，我们越要反对”这些西方媒体之居心不言而喻，他们害怕我们的日益强大，且妄想破坏我们经过教员时期辩证下来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念与伦理关系，达到“和平演变”计策的效果。同时，这一问题若想彻底解决，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同革命一般的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现代极端女权主义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西方极端女权主义是同LGBT一齐举旗的，西方社会上下也深陷于其中，甚至是打上政治正确的标签，所以我们国家上层也没有可借鉴的对象以及万全的解决方法，只能伺机而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最后思考：我们该怎么做？

对待任何事件，不可走极端，不可盲目跟风趋炎附势犯机会主义错误，我们的思维必须建立在辩证主义、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作为男性，要尊重一切值得尊重的女性；作为女性，要学会辩证思考，不得让单一的、狭隘的、极端的言论影响了自己的主观判断，不得成为机会主义的附庸，同时要学会洁身自好，男性亦是如此。再加一句章外之言，我们的主观意识是以客观社会存在为转移的，称呼也是要随社会文化发展而改变，“先生”一词在古代是对老师或者杰出人士的称呼，无关男女性别，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先生”逐渐成为男性的特定称呼，所以在当代，我们就不能直接称呼女性为先生。

如有误，望指正。

参考文献：

红色文化网 刘斯郎《极端女权的邪教性：不仅伤害女性，还危害国家安全》

共青团中央《极端女权已成毒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语录》妇女篇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